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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,陶罐上的12个符号,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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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,陶罐上的12个符号,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

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,陶罐上的12个符号,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

中国的新石器时代,有(yǒu)一处文明遗址,以玉器的使用和随葬为最主要特征,包括大件的玉琮、玉钺和玉璧(yùbì)等。这就是良渚文化。 良渚(liángzhǔ)文化是距今(jùjīn)5300年至4300年期间、在(zài)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发展起来的史前文明,如今共发现(fāxiàn)500多处遗址,以良渚遗址附近的莫角山为中心区。良渚遗址出土的文物,如今主要存放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博物院、浙江省博物馆等机构中。 良渚博物院展览面积4000余平方米,展出良渚文化时期玉器、石器、陶器(táoqì)和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600多件(duōjiàn)(组)。博物院展览依托“水乡泽国”“文明圣地”“玉魂国魄(guópò)”三个展厅,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、遗产价值,体现了良渚文明在(zài)中华文明“多元(duōyuán)一体”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 图据:良渚博物院 良渚玉器的精致程度足以(zúyǐ)证明:在距今五千年前,华夏先民的文明已经达到(dádào)了怎样的高度。 沉睡(chénshuì)数千年,良渚遗址被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唤醒。 1936年冬,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(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)馆员施昕更,在家乡良渚周边的田野阡陌之间终日埋头调查,独自发现黑陶、石器等大量古物。第二年春天,他(tā)邀请发掘过殷墟的董作宾、发掘过城子崖(yá)遗址的梁思永(liángsīyǒng)等当时一流的考古学家来到良渚参观(cānguān),良渚得到刚刚萌芽的中国(zhōngguó)考古学界的肯定。 1938年,投笔从戎的(de)施昕更一边在浙南参加(cānjiā)抗战,一边继续考古整理,使得五万余字、一百余张图片的《良渚(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(hēitáowénhuà)遗址初步报告)》得以在战乱下的上海出版。这本正式(zhèngshì)发掘报告,确认出土的黑陶和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。 良渚文化陶鼎。夹砂红陶,底部(dǐbù)为三鱼鳍形足,外表黑色发亮 虽然施昕(shīxīn)更于两年后去世,生前也(yě)始终认为良渚只是龙山文化的(de)一(yī)支,但“良渚”的名字却就此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视野中。1959年,考古学家夏鼐正式将这一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命名为“良渚文化”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良渚文化(wénhuà)的精彩逐渐浮出水面。从1973年(nián)发掘苏州草鞋山墓葬开始(kāishǐ),良渚周边的墓地相继出土大量丰富精美的玉器,玉器由此取代黑陶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。 龙首纹(wén)玉镯。直径8.2厘米 1986年,当良渚被施昕更发现五十周年时,考古学家在遗址上找到(zhǎodào)了良渚文化最显贵的(de)墓葬。反山和瑶山墓葬的发现及发掘,号称“琮王”等(děng)超规格玉器的出土,再一次震惊学界和世界。 良渚(liángzhǔ)终于显示出了它独一无二的魅力。2018年,“良渚古城遗址(yízhǐ)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递交了提名申请,成为中国第一个申遗的新石器(xīnshíqì)时代遗址。2019年7月,良渚遗址正式进入(jìnrù)世界遗产名录。 以“玉”为特色的良渚文明(wénmíng),并非长江下游最早的玉文化中心,距今5500年左右的安徽巢湖凌家滩文化才是。从(cóng)凌家滩文化开始,渐渐开始了“玉石分野”:玉,不(bù)再是笼统的“石之美者”,而是专指软玉。但凌家滩文化的玉石分野还(hái)不十分明显,因此既有软玉的玉龙,也有重达88公斤(gōngjīn)的玉石猪。 但到了良渚文化时期,玉和石的(de)(de)区别(qūbié)更分明了。玉石未分野之前,玉器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制作技艺上,材质本身的价值并不突出。从玉文化的角度而言,良渚的兴起可理解为先民继续寻找更好(gènghǎo)玉质材料的尝试过程。最终良渚出产的最好(zuìhǎo)的玉器、最好的玉石材料和制玉技艺,都体现在良渚贵族的墓葬中。 而这(zhè)之中的重中之重,无疑是玉琮。 “琮(cóng)”是《周礼》所记载用以“礼天地”的(de)“六器”之一,而目前最早的考古出土实物资料,就是见于良渚文化。良渚玉琮(yùcóng)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:一类被称为“镯式琮”,其外形和手镯相似;另一类即典型(diǎnxíng)外方内圆柱状的琮。 镯式玉琮,1987年(nián)瑶山遗址出土 这两类玉琮(cóng)共同的特点是表面都刻划有神人兽面为(wèi)主题的图案,并且大多对称排列。镯式琮往往比较矮,通常只有一节至多两节的纹饰;而方柱状琮则高矮不等,纹饰从一节到十数(shíshù)节不等。 简化(jiǎnhuà)神人纹玉琮。高10.2厘米(límǐ)、射径22.5厘米、孔径1-1.1厘米 1987年,在反山(fǎnshān)遗址12号墓中出土6件玉琮,其中5件玉琮大小、高低、节数稍有区别,位于墓主胸腹位置;剩下一件玉琮位于墓主头部附近(fùjìn),是已发现的(de)良渚玉琮中雕琢最精美、品质最佳、体量最大的玉琮,所以被誉为“琮王(wáng)”。 “琮(cóng)王”内圆外方,中部贯穿,高(gāo)8.9厘米、直径16.5~17.6厘米,重达6500克 图据:ICphoto 在发现玉琮王之初,考古人员并未过多关注玉琮上的细节。其被送往文物库房进行(jìnxíng)编号(biānhào)、拍照之后(zhīhòu)才发现:玉琮王上竟刻画着头戴羽毛发冠、骑在神兽之上的“神人兽面”图案。 图案(túàn)的主体为“神人(shénrén)”,面部呈倒梯形,眼睛、鼻子、牙齿都非常写实。“神人”头上还戴(dài)有高耸的羽冠,内层刻有连续卷云纹的帽饰,外层为放射状羽翎大冠。“神人”的肢体都以阴纹细刻而成,上肢作抬臂、弯肘(wānzhǒu)状,五指平张。“神人”的身下是一只伏在(zài)地上的神兽,外框(wàikuāng)有椭圆形的眼睑,之间以桥形凸面相连,有鼻梁和鼻翼,阔嘴内有尖利的牙齿。 神人兽面纹(局部(júbù)) 图据《文明的曙光: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》 这个(zhègè)图案,是良渚文物中(zhōng)(zhōng)细节表现最多的一个,常常也被称为“神徽”。北京大学教授秦岭认为,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,很难从(cóng)后代文献中去简单回溯早期的思想观念,“《说文解字》中,‘灵’字条下释(xiàshì)巫为‘以玉事神’,或许良渚的权贵们,这些制玉用玉的特殊社群,正是‘以玉事神’的最早的巫觋。” 玉琮之外,还有玉钺。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国史前石斧(shífǔ)、石钺最为发达的地区,发展到良渚文化的时候,石斧已经基本脱离了生产(shēngchǎn)的实用功能,与玉琮、玉璧一起构成了用玉制度的核心(héxīn),是显贵者阶层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指示(zhǐshì)物。 双孔玉钺,1986年反山遗址出土(chūtǔ) 玉钺在良渚文化(wénhuà)中数量不多,一般仅见于等级最高的男性墓葬(mùzàng)中,而且一座墓基本上只有一件。它的普及率要低于玉琮和玉璧(yùbì),这或许也反映出它的意义确实不同凡响。 在良渚的一件陶罐上(shàng),其(qí)肩部及上腹部刻有亦图亦文的12个符号,李学勤教授称其为“前所未见的珍品”。它即便(jíbiàn)不算正式严格意义上的文字,也是文字的前身。 刻符(kèfú)黑陶罐。因出土于河沙中,故器表面呈锈红色 无论玉器还是文字符号,都显示良渚(liángzhǔ)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。但(dàn)距今4300~4000年时,良渚文化却悄然消失。后继的马桥(mǎqiáo)文化无论是农业经济(jīngjì)、玉器还是聚落形态,都无法和良渚文化相比,呈现出明显的倒退。 关于良渚文化的消亡,学界提出多种理论解释,诸如洪水说、农业恶化说、瘟疫说及社会资源耗尽说等等(děngděng),但至今尚无定论(dìnglùn)。 作为与安徽凌家滩文化、辽宁红山文化齐名的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之一,良渚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(shàng)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先民的智慧和心血(xīnxuè),寄托于精美(jīngměi)的玉器中长存,也令后人钦佩仰望。 文 启凌 编辑(biānjí) 苏静 (下载红星新闻,报料(bàoliào)有奖!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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